经济危机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基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年第10期  

作者：朱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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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经济危机对于收入不平等既是结果也是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强化的反馈机制，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其典型例证。经济危机的收入不平等效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劳动需求的大幅减少、经济主体的转变和工人组织力的下降等因素，都成为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危机期间恶化的传输渠道和作用机制。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和汇率变化及国际资本流动强化了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及危机调控政策对于资本和劳动的影响都是非对称的。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本文试图在分析经济危机期间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收入不平等的一般危机分析框架。

一、引言

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消费（需求）的角度指出，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必然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商品生产与实现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因此，“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围绕这一主线，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危机的渠道和机理，逐步建立起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分析框架。实际上，资本主义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危机之间并非只存在单向的作用机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过不同的渠道与机制对收入不平等也产生重要影响。近两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表明：每次经济危机的一项重要后果，就像其起因一样，都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大幅上升。在危机爆发期间，供需链条断裂导致劳动需求大幅下降，工人大量失业，工资压缩，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谈判地位下降，公共支出与货币资产价格下降也推波助澜。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劳动需求的减少、经济主体的转变、工人组织力的下降，以及有倾向性的经济调控政策，都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恢复及提高。因此，经济危机对资本与劳动的影响是不对称的，资本收入份额下降慢、恢复快，在危机治理过程中，资本也受到优待，而这都是以牺牲公众的利益为代价的。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危机之后的收入不平等上升效应。

在最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起到了突出的推动作用，这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过程呈现了新的特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出口贸易的变化、汇率波动以及FDI和国际证券组合投资的变化，都促使资本可以通过在国际间的流动来保证收益率，而劳动力在世界劳动力后备军过剩的情况下，就显得更为被动，在经济危机和复苏期间，收入不平等都会进一步恶化。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双向的作用机制，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不是本文的主题。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背景，本文主要论述危机之后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探讨危机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渠道与机制，以及经济全球化在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对收入不平等的突出影响。

二、危机后的收入不平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劳动收入的下降。在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中，不论是失业人数之高还是高失业率持续时间之长都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仅有的，表1显示了危机前后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美国就业率最低值出现在2009年－2011年。2011年8月以后就业率略有波动地缓慢回升，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美国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没有明显改善。2009年以来劳动力就业参与率持续保持在45％左右的低位，低于近二十年的平均水平，这说明美国整体就业状况改善并不明显，长期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此次经济危机所导致的长期失业人口在2010年达到641.2万，是有数据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此外，长期失业者占所有失业人口的百分比也达到历史最高值。不仅如此，劳动力还产生了分化。根据美国“全国就业法律工程”2012年的研究报告，在经济危机期间，低、中等和高工资岗位分别减少了21％、60％和19％；在经济复苏阶段，以上岗位分别增加了58％、22％和20％。因此，工资处于贫困水平以下的工人比例由2006年的23.3%增加到了2011年的28％。

表1美国失业人数及失业率（2005年－2015年）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在危机期间，严重的失业问题造成了失业者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急剧下降。根据米舍尔和杰的实证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实际小时工资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之后略有增长，直至21世纪初达到峰值。2009年由于通货紧缩和工人的通货膨胀预期，该指标略有上升，如果考虑到各种福利和补贴，变化趋势也是如此。随后，实际小时工资中位数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劳动收入的变化在不同群体之间也是不一样的，实际收入（包括工资及各种福利补贴）平均值和中位数的不同变化体现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平均收入水平一直是上升的，此次金融危机之后下降也不大，只是回到了2005年的水平。如果不是2009年的通货紧缩，下降的幅度要大得多，可能要像中位数那样回到十年前的水平。实际收入中位数相对于平均值的大幅下降说明危机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公司部门中劳动收入份额在2008年后直至2012年经济复苏，一直呈下降趋势，税后利润份额的变化趋势正好与之相反（图1）。根据杜福尔和奥尔汉加济的实证分析，非金融公司部门的税后利润与其非金融资产的百分比，在2007年经济陷入衰退后下降，但2009年迅速反弹并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金融部门利润率的变化趋势与之相类似，然而，市场的兼并重组及政府的支持政策，使得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不多、反弹则更为强劲。

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收入、贫困和医疗保险》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在危机之初，金融资产价格的下降使得高收入阶层收入减少，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减轻，2007年和2008年基尼系数略微下降。随着金融市场的复苏，收入不平等程度继续上升。基于货币收入测算的基尼系数2011年上升至0.477，基于等值调整收入测算的基尼系数为0.463。塞斯在《美国高收入者的演化》一文中，依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数据指出，在2009年－2012年期间，美国家庭平均收入上升了6％，但是这个收入增加分布极不平均。在这段时间内，被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抨击的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上升幅度达到31.4%，而其他99%的家庭收入增长仅为0.4％。该专题研究报告还显示，危机之后的贫困人口大幅上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2007年的12.5％上升到2011年的15%。许多家庭的收入也大幅下滑，在2007年和2011年间，年收入低于15000美元的家庭比例从11.9％上升到13.5％，收入在15000－24999美元的家庭比例从11％上升到11.5％．收入介于75000－99999美元和100000－149999美元这两组家庭的收入减少最多。

在危机爆发期间，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而利润份额却呈现出逆周期的行为特征。这次危机以来，美国尽管实施了扶助贫穷家庭和小微企业的财政政策，但是至今看来其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由此可见，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修复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加剧了这种趋势。经济民主化进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表明这场金融危机的病根并没有真正清除，未来可能爆发更大的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其中存在着一系列内在的传导渠道和作用机制。

三、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的成因与机理

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收入不平等产生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除分配关系，当然其他方面的社会和制度因素也是重要原因。但在经济危机期间，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恶化又带有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具有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特殊原因与作用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并延续至2009年第二季度，GDP大幅下降。自2009年第三季度起，美国经济开始从衰退中复苏，但总体而言复苏乏力。2010年－2012年的GDP年度增长率在2.0％左右徘徊，明显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数次危机后GDP的年度增长率。整体经济活动放缓直接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劳动需求的减少是短期内影响个体和家庭收入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对工人的直接解雇、劳动时间的缩短、失业率的提高，非正式部门自我就业的上升以及对家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的降低。这些不利的冲击给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低素质和低技能的劳动者首先被解雇，由于存在较高的雇佣成本、培训成本和解雇成本，企业倾向于把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者储藏起来。此外，低素质和低技能的穷人缺乏非货币资产，在受到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冲击时，无法通过其他手段缓解家庭收入的减少，有的陷入绝对贫困状态。

为应对萎缩的经济，政府采取了刺激总需求的调控政策。2009年第二、第三季度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但由于债务急剧膨胀，政府继续增加消费支出和投资力不从心，所以自2010年之后的13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政府部门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同时，政府消费支出与总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季缓慢下降。在私人部门方面，由于在危机中，个人及家庭收入大幅下滑，为了维持正常的消费支出，有的不得不动用了储蓄，致使美国人的储蓄率在2013年第一季度降至2.3％。就私人投资而言，“除2009年第一、第二季度受危机冲击大幅下降外，此后15个季度中，有13个季度私人国内总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正的。与此同时，私人国内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也缓慢上升，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11.9%上升至2013年第一季度13.4%。但是，私人国内投资总值处于极低水平，迄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及之前的水平。”

美国经济危机的产生及其收入不平等状况的不断恶化与美国经济主体的转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经济的主体由传统的工业走向金融资本时代，并成为支配经济和社会运转的主要力量。战后美国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为超过制造业的最重要的部门。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显示，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14.7％上升至2012年的20%，而同期，制造业的份额从27％下降到了12％。同时，非金融部门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非金融企业的收入越来越多地来源于金融投资而非生产性活动，金融已经渗透到国内经济的各个部门。如果金融业的发展明显脱离实体经济，其融资功能将被明显削弱，这将导致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空转，而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却居高不下，金融监管也很难跟上金融业的发展水平。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最终使其市场估值上升至实体经济无法支撑的水平，而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通常会导致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金融业秩序混乱，金融机构破产、并购频发。据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2月末，受金融危机影响已有43家银行先后倒闭，金融业并购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急剧上升。美联银行、美林集团、雷曼兄弟、华盛顿互惠银行、贝尔斯登、太阳信托银行等银行业和保险业巨头被竞相收购。整个危机期间约有100多家金融机构宣布破产或被收购。由于危机前金融泡沫严重，金融资产过渡膨胀、价格扭曲，因此危机爆发后价格大幅下跌，这就给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金融业的并购无论在数量还是总额上都在全部并购案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金融业的进一步垄断，一方面加速了金融业内部利润的集中，另一方面利用其自身的特殊地位，占有实体经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攫取的剩余价值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这两方面都提高了整体经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的应对危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及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首先施救的是银行、投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尤其是货币政策，其救助范围往往局限于金融市场内。这样就出现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保险房地产”的增加值不仅继续在服务业中位居第一，而且该值仅在2008年比2007年略有下降，2009年后连年创下历史新高，可以说几乎没有受到危机影响。这样，一方面进一步拉大了“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享受到了救助的好处，其他行业不但没有享受到调控政策带来的福利，却还要支付相应的救助成本。后续的经济复苏计划，如促进就业、减税、医疗保险改革和救济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人的收入并刺激了消费，但公共债务与日俱增。自2010年第二季度起，美国累计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已超过90％的警戒水平，相隔半年后的2011年第一季度又进一步突破了100％，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抑制，2013年5月公共债务最新值为16.739万亿美元。巨额公共债务最终还是落到公众身上，同时也抑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公共福利的提升。、

另外，2008年12月开始施行的超低利率政策使得普通储蓄者的收入相对减少，而投资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信贷从事收益较高的投资获得，可以获得比储蓄者更高的收益，这样危机中的超低利率政策实现了收入从储蓄者向投资者的转移，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

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在于二者地位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劳动力在工资方面的讨价还价能力低，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降低了这种能力，工会密度（参加工会的工人数占全体工人数的比率）就是衡量这一能力的重要指标。工会密度与工人工资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资料，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工会密度一直呈下降趋势，21世纪初，工会密度稳定在12％左右，金融危机使得工会密度在2012年加速下降到了11.2％。私营部门的工会密度更低，危机后工会密度从2008年的7.6%降到了2012年的6.6％。工会讨价还价的能力高，就可以使工人获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剩余，赫希认为，随着工会密度的下降，工会给工人带来的额外收益也随之下降。私营部门工会给工人带来的工资提高部分在1984年占25％．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逐步下降到了20%，工会密度的下降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在工会密度下降幅度大的行业表现最为明显。另外，根据经济危机中的主要停工和罢工情况，也可以看出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工会所处的地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在2008年－2013年间，罢工人数最少的发生在2009年，只有2400人，最多的发生在2011年，也只有52600人。同期，如图2和图3所示，2011年和2012年，主要停工次数均为19次，最少的为2009年，只有5次，分别对应的停工天数为113万、102万和12万天。

在正常情况下，由于资本的强势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本身就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而在经济危机期间就更是如此，经济危机让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抗性的矛盾暴露无遗。这种对抗性的矛盾，通过解雇工人、不公平的经济政策和工会地位不断地下降等渠道，进一步恶化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使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雪上加霜。

四、全球化的角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假定资本主义经济是封闭的，而当前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往来非常密切，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国际资本流动等渠道对收入分配不平等产生了突出的影响。

在过去几十年间，垂直分工体系使美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同时进出口贸易的变化对收入不平等造成结构性的影响。2009年美国进出口贸易因金融危机分别暴跌22.8％和14.2%，但自2010年起，进出口贸易即转跌为增，且持续增长，其中2010年出口就超过了2008年的水平，2011年起进出口更是连创历史新高，2012年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分别达27452亿美元和22106亿美元，合计近5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一方面使得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受益，行业利润增加，高技能工人和精英阶层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也随之受益；另一方面却给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不利影响，行业利润下降，低素质工人失业、谈判地位的下降和劳动收入的大幅减少。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如果进口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就会把生产转移至劳动力富裕的国家或地区，这样可以获得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但国内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工人因国际贸易引起的产业转移而失业，收入相对更少，这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剩下的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路婧在《美国经济金融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一文中，把外贸依存度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收入不平等（以基尼系数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与实证结果发现外贸依存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非常显著，也说明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关于国际贸易与收入不平等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汇率的异常走势状况应引起特别的注意。危机爆发至2008年上半年，美元一直呈贬值趋势，其有效汇率水平不断下降。美元汇率的下跌在短期内无疑刺激了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如前所述，这同时也提高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由于美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及美国长期存在的经常账户不平衡问题，这种状态普遍被估计将持续下去。然而，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加强的时候，由于全球投资者购买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需求有所增加、利差交易的逆转和国际银行的美元短缺等因素，美元汇率却一反常态的突然走高。尽管美元汇率出现过短时间的大幅调整，但总体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其有效汇率水平在2009年3月份达到最高峰，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在此期间达到最大值。此后美元汇率水平有所下降，到2009年9、10月份逐渐趋于稳定。美元汇率的走高，在抑制出口的同时，不断扩大进口的规模，这样就从整体上恶化了就业状况和阻碍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当然，由于美国进出口结构的特殊性，所产生的影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差异，对不同劳动力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需要注意的是，美元汇率的走高在恶化整体经济福利的同时，金融部门的状况却大幅度的得到改善。由于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部门产品过剩，进而整个社会商品供给过剩带动商品价格下跌，这一方面导致金融部门的名义与实际收入上升；另一方面，企业迫切需要金融中介为之融资，供给过剩也需要金融部门提供各种信贷扩大总需求，为过剩产品寻求出路。这两者都无疑使得金融部门从美元升值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组织及相关国家的支配，国际资本乘机进入收购廉价资产、攫取高额利润。美国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国际资本流动也有显著的提升，随之急剧下降，然后快速反弹，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根据科尔内基的研究，2008年来自国内及国外的FDI达到峰值，国内的FDI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的并购，占总份额的31.1%。证券组合投资表现也极为突出，2007年达到峰值，直到2011年才开始明显下降。长期上升的国际资本流动在2009年戛然而止。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的FDI流动量受到冲击最大，2009年流人量环比下降高达60％，从3246亿美元降至1300亿美元，FDI流出量也由2008年的3300亿美元下降至2009年2480亿美元，但美国依然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如表2所示，包括长期和短期流动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净流入在2009年环比大幅下跌超过8000亿美元，从2008年的净流入5176.42亿美元跌至净流出3163.3亿美元，从2010年开始，国际资本恢复流入美国，但一直未超过2008年的水平。

表2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2007年－2014年）（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网站

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美国沦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这无疑对资本是有利的，为剩余资本提供出路、提高资本边际效率，进入或扩大市场，最终目的无疑是赚取利润。但在资本总额一定的前提下，也会使本国的投资下降，从而减少国内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低技能工人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后备军队伍扩大，这又从整体上降低了工人的谈判地位和收入水平，进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为了缓解劳资矛盾以及工人长期失业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美国政府利用危机期间失业率长时间处于高位，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增长受到制约契机，大规模开发利用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加之美国政府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实施“投资美国”计划，本土制造业加快发展，海外产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流。2009年－2012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8％，是2001年一2008年年均增速的2倍。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制造业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水平，缓和了制造业相对于其他部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在危机期间，国际金融投资（金融领域的FDI和国际证券组合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金融投资加速金融业并购，提高了市场的垄断程度，并使美国金融市场逐步复苏，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快速提高。虽然，金融从业人员改变不了被资本剥削的性质，但其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只是微观上的分析结果。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投资的增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有所差异，这与金融投资的规模与结构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非线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金融投资在危机阶段势必会通过三个渠道恶化收入不平等状况。首先，通过投资及投机行为提高金融业的利润及收入水平；其次，促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为共同盘剥劳动提供资金来源及工具支持；最后，通过各种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获取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无非是直接参与剩余价值分成的所得或通过各种贷款进一步榨取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五、结论与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美国尤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疑是其产生的根源，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形成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双向强化的反馈机制，虽然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经济现象早已引起广泛注意，但是经济危机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传输渠道与作用机制一直受到忽视。

经济危机期间收入不平等的恶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这也就决定了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危机期间必然遭受经济制度本身及经济危机的双重冲击，这一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总需求的大幅下滑对于收入分配有着直接的影响，虽然总需求的影响对象既包括劳动，也包括产品（间接影响了资本）。但是这一影响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是不对称的，对资本的影响可以通过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来转嫁，同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本，以求相对较高的收益率，而对劳动力的影响却只能由自身来承受，只能接受失业、收入减少的事实。当然，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工人受到的冲击也是不一样的，经济危机期间低技能工人收入下降的更多、更快。美国经济主体的转变在这次危机中对收入不平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不但使其自身攫取了高额利润，也把产业资本及整个经济的运行与其牢牢地绑在了一起，相对于金融和产业资本家，由于工人的收入低、增长慢，储蓄率低、增长慢，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关系也带来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这种性质的不平等也使得资本与劳动对于危机有着不同的承受能力，而且危机期间经济调控政策也是以资本的利益为中心的，这样工人所得到的利益与付出的代价必然是不对称的。

在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有着突出的影响。美国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国际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对资本与流动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进出口的增长，FDI的下滑、证券组合投资的活跃，在抑制工人就业复苏和工资增长的同时，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收益率，汇率的异常表现也通过这两个渠道进一步恶化了收入不平等状况。

对于收入不平等，经济危机既是结果也是原因，经济危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复杂的，既有基本矛盾的影响，也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不同的影响有交叉、重复，有的影响是同向强化，但也有的影响是反向抵消，这使得在后续研究中定量分析成为必要。